斗之士’，正是修‘强国之德’，增强国力军力。然其个人操守有亏，杀妻、不奔母丧，授人以柄，使反对者能以‘私德有亏’攻讦其‘公德’（变法），最终孤立无援。可见为政者，公私德行皆需谨慎，至少不能予人重大口实。”

大司马霍去病道：“舅父所论甚是。然去病以为，吴起最大价值，在其军事才能与治军之法。‘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’、‘亲裹赢粮’、‘为卒吮疽’，此等与士卒同甘共苦之举，虽有其收买人心之嫌，然实效显着，士卒乐为效死。为将者，能得士卒死力，便是最大成功。至于其个人道德瑕疵，于战胜攻取而言，或非关键。陛下用人，当重其才，用之以建功立业；至于其私德，只要不碍公事，可不必苛求。如吴起者，用其长而御其短，足矣。”

刘彻微微颔首：“卫霍二卿之言，皆有所本。吴起之才，确在军政。其个人行事，酷烈寡恩，然非沉溺私欲之庸辈，其目标在功业。此类人，可用以开拓、攻坚、变法。然需置于适当位置，予以足够信任与支持，同时需有制衡，防其行事过激，或权柄过重。魏楚两国，皆未能妥善处理此点。朕观吴起事，更觉用人之道，贵在知人善任，明察长短，既要用其锋锐，亦要控其轨迹，不使伤人伤己。至于‘在德不在险’，此言当与‘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’并思之。修德与强兵，不可偏废。”

**唐，贞观年间，太极殿。**

李世民与群臣观天幕，皆感慨良多。李世民道：“吴起一生，功过昭然，堪为将相镜鉴。诸卿且畅议。”

房玄龄道：“陛下，吴起可谓悲剧性英雄。其才兼将相，能富国强兵，然性格刚愎，行事极端，树敌无数。杀妻求将，虽显其决绝，亦丧尽人伦，此其一失；母死不奔，断绝师生，此其二失；与田文争功，显露其骄矜与政治幼稚，此其三失；在楚变法，操切激进，未能妥善安置被削权益之贵族，埋下杀身祸根，此其四失。然其军事才能、与士卒同甘共苦之风、‘在德不在险’之论，又确有不朽价值。此人集大才大过于一身，令人扼腕。”

魏征肃然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吴起之失，首在无‘仁’心。杀妻、不奔母丧，是无亲亲之仁；驱士卒赴死（虽手段高明），是无爱人之仁；废公族而不予生路，是无宽厚之仁。其人纯以功利为驱动，虽能收一时之效，然根基不牢，一旦失势，则墙倒众人推。为政者，虽需权术法度，然若无仁心为本，则法为苛法，术为诡术，终难持久，必遭反噬。此孔子所谓‘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’。吴起之政，近于前者。”

李靖从将略角度言：“陛下，吴起为将，确有非凡之处。其与士卒共苦，乃至吮疽，非寻常将领所能为。此等行为，固然能极得军心，然亦须警惕，是否流于权术，是否可持续。为将之道，在威信并立，恩威并施。吴起过于偏重‘恩’（同甘苦）与‘威’（驱死战），而‘信’（赏罚信明）与‘律’（军纪严整）方面，天幕未多着墨。然其战绩彪炳，足证其统御之能。至其‘在德不在险’之论，实为国家安全之至高见解，后世为将镇守边关者，当时时谨记，不可徒恃险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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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世民颔首：“诸卿所论，深中肯綮。吴起其人，可叹可惜。其才足为帝者师，其行足为世人戒。用人之道，当取其长而弃其短，然如吴起这般长短皆极鲜明者，用之实需大智慧大魄力。魏文侯能用其长，魏武侯不能容，楚悼王能用而不能保，皆缘于此。朕与诸卿，当以史为鉴，于选用人才、推行政策时，既需果决，亦需周全；既重才干，亦察心性；既求事功，亦固根本。传旨史馆：修前代史时，于吴起列传，当详加评议，既彰其功业才略，亦明其缺陷教训，以为后世君臣将相之鉴。”

**宋，太祖朝，崇政殿。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