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果树高达十亿株以上。水利是农业命脉，朱元璋时代兴修水利工程规模空前，到洪武二十八年，全国共开塘堰处，疏通河流4162处。

朱元璋出身贫寒，对底层民众有罕见的同情。他下令解放奴婢，严禁人身买卖，凡因饥荒典卖为奴者，由朝廷出资赎还。他还徒富民，抑豪强，将各地豪富迁往京师等地，削弱其地方势力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。

但朱元璋的“仁”更多是对百姓。他对官员，尤其是贪官，堪称“冷酷无情”。他亲自编纂《大诰》等法典，规定“贪污六十两以上者，剥皮实草”。空印案、郭桓案等大案，动辄处死数万人，搞得官员们每日上朝都如同生离死别，家人甚至提前哀悼。他设立锦衣卫，授予其侦察、缉捕、审判、处罚之权，大臣们在家喝酒请客，第二天皇帝都能知道名单。钱宰老先生下朝回家发牢骚作诗“四鼓冬冬起着衣，午门朝见尚嫌迟”，次日朱元璋便笑问：“昨日的诗不错，不过朕没有‘嫌’迟，改作‘忧’字，如何？”吓得钱宰赶紧磕头请罪。

经济上，朱元璋搞的是“实物经济制”为主，因为明初缺银缺铜。官员俸禄常用米、布等实物支付，民间交易也多用实物。他也发行“大明宝钞”，但禁止金银流通，搞得纸币后来有点泛滥。他对工商业的管理细致到苛刻，规定各类产品的质量和规格，盐、茶等实行官营专卖。为巩固边防，他还推行“开中法”，让商人运粮到边境换取盐引，促进了“商屯”的发展。

在政治制度上，朱元璋是绝对的集权主义者。他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。他搞“三司分治”，让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、都指挥使司分掌一省民政、刑名和军事，互不统属，互相牵制。他还分封诸子为藩王，镇守各地，认为“由自己子孙取代无能之君，也胜过将江山付与外人之手”。

朱元璋本人则是“工作狂魔”的典范。遗诏里自称“三十有一年，忧危积心，日勤不怠”。史载他曾八天内审批奏札1660件，处理国事3391件，平均每天超200件奏章、400件事务。生活上却极度节俭，早饭“只用蔬菜，外加一道豆腐”，床榻“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”。

他重视农业，推行休养生息政策，鼓励垦荒，兴修水利；改革匠户制度，调动工匠积极性；重视教育，兴学校，开科取士；军事上建立卫所制度，寓兵于农。

但其统治也有严峻的一面。他为加强中央集权，废除丞相制度和中书省，权分六部，直归皇帝；设锦衣卫监察臣民；以严刑峻法惩治贪官，如空印案、郭桓案，牵连甚广；晚年更是大兴狱案，诛杀功臣，如胡惟庸案、蓝玉案，使得许多开国元勋未能善终，朝野氛围一度紧张。

尤其是“洪武四大案”堪称朱元璋帝王生涯中最浓墨重彩又最令人胆寒的几笔，完美诠释了这位布衣天子如何用铁与血的手段来巩固皇权、整顿吏治。

首先登场的是空印案。这案子起因颇为“技术流”：各地官府派员到京城户部核对钱粮账目，因路途遥远，往返盖章不便，为省事便预先在空白文书上盖好官印，待到户部核对数目后再填写具体内容。这本是元朝沿袭下来的旧例，官场心照不宣的“便利操作”。然而，在朱元璋看来，这却是官员们相互勾结、欺君罔上的铁证。他大为震怒，认为此风绝不可长，于是下令严惩，受牵连被诛杀的官员达数百人甚至据称上万人。此案最直接的影响，是催生了《大明律》中对贪腐官吏极为严苛的惩处规定，例如受财枉法的“枉法赃”，八十贯便处绞刑；监守自盗，满四十贯即斩。朱元璋用一场血腥的清洗，宣告了对官场潜规则的零容忍。

紧接着是胡惟庸案。此案是四大案中政治色彩最浓、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桩。丞相胡惟庸逐渐权倾朝野，结党营私，甚至许多生杀黜陟的大事都不再向朱元璋请示，这深深触动了朱元